卢映川：新阶段城镇化须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时间:2010-08-16 来源： 作者: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卢映川在“2010发展中国论坛——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专题上作《新阶段的城镇化必须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的主题演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新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我们正站在向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战略目标迈进的新起点上。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探讨城镇化问题非常有意义。这不仅因为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和经济长期发展动力问题；同时也因为我国城镇化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6%[1]，平均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左右。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2]。按照这一水平衡量，无论是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程看，还是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的城镇化目前都正处在中间阶段。如果说前30年城镇化还带有探索、初试性质，那么“十二五”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城镇化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还关系着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这个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和方式将决定着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
今天在这里只想讲一个观点，就是新阶段的城镇化必须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过去我们将转方式，讲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比较多，讲城镇化的方式转变讲的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以往的城镇化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调整转变难以为继，同时也是资源环境条件所决定的。
过去30年间，伴随向市场体制转轨和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城镇化飞速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自不待言。但必须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确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大城市过度开发与中小城市发育不足。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快速发展，到2008年底，市区总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包括我们所说的超大城市，一共是122个；50万到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达到了118个。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大城市，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已逼近甚至超过20%，面临资源过载、生态恶化、交通拥堵、运行脆弱等突出问题。相较之下，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发展都相对滞后。这里面有市场机制引导要素流动因素，也有政策失衡、管理失控等因素。
二是城镇粗放扩张与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从1996年至今，我国城镇人口从2.99亿人增加到6.22亿人，增长了108%。但同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7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38%，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大大快于人口的增加，反映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建设中，普遍热衷于新区开发、跳跃发展，留下很多“城中村”、结合部问题，存在着布局分散、开发强度低和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规划建设管理粗放有很多具体表现，比如开发先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跟不上；地上建设推进快，地下管网跟不上；商业开发节奏快，绿地、垃圾、污水等重要设施实施慢等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三是城镇化脱节与“新二元结构”问题。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这些年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迅速提高，一些城市硬件水准与发达国家大中城市相比也并不逊色。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制度和政策调整跟不上，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并没有落地生根真正成为市民，据估算在1.2亿左右。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庭，将会有2-3亿人。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城镇化是不完整的，处理不好将会成为大的社会问题。高楼林立却不是我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