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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的是“改革陷阱”

时间:2011-12-21 来源:  作者:
  匡贤明在《南方日报》撰文指出,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各方面开始关注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但如果把视野拓展到世界范畴,拓展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看到,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是“改革陷阱”或者说是“转型陷阱”。

  第一,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从发展角度来看,更要从体制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还是发展的角度,比如人们常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就进入到矛盾与问题的突发期,但实际上,中等收入阶段与矛盾突发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仅从发展角度来分析中国,恐怕并不全面。“改革陷阱”则主要从体制角度来分析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处于矛盾突发期,关键在于这个阶段的体制是否适应了发展的需求,如果不适应,就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推进相关的改革。如果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动力推进改革,改革停滞不前,必然会积累矛盾与问题。因此,“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

  第二,中国始终面临着“成长陷阱”。即便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也并不全面。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掉入陷阱中,经济发展会长期低迷甚至倒退,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均GDP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社会温饱问题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实质是一种“低收入陷阱”。同样,假设我们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也并不必然万事大吉。在高收入阶段,如果体制僵化,同样有可能出现“高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讨论“成长陷阱”,亦即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陷阱。

  第三,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增长动力缺乏的问题,而是改革停滞的风险,是改革困境难以打破的风险。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成长陷阱”,实质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陷阱。换言之,要跳出这些陷阱,只有通过改革打破僵化的、不适应特定发展阶段的体制。进一步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能否推进,体制能否进一步完善,制度红利能否继续保持并且不断扩大。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成长陷阱”也好,在中国主要是“改革陷入困境”的陷阱,或者叫“转型陷阱”。

  第四,中国迫切需要主动改革。如果说过去30多年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储量不足、信息不足的话,那么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问题,既得利益成为掣肘改革的根本原因。推进主动改革,关键就是要抓住利益掣肘这个“牛鼻子”。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有一个超脱利益的协调机制,站在全局角度进行改革,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监督实施,由此真正打破利益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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